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女性文学蔚成景观，以女性写作而引人注目者，前后相续源源不断。比较起来，军中的女作家们对这一话题的反应似乎要迟缓一些，淡泊一些，没有藉此而腾身一跃，大红大紫。不过，她们并非是置身于世外，并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在这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她们也不能不感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力和启示性，并且积极地迎接它呼应它，迅速调整自己的文学目光，更新自己的创作观念，推出一批近作，为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清新而高远的气息。
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写出《英雄无语》的项小米，写出《走出硝烟的女神》的姜安，和我手边正在读的新书《我在天堂等你》的作者裘山山，她们在寻找和描述一种女性视野、女性体验中的生活的时候，她们和时尚的女性写作有所差异，她们都没有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个人的情爱与私生活的率真袒露上，没有无遮无拦的“身体叙事”，没有惊世骇俗的欲望和内心的抒发，而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母亲”、“奶奶”等历史的过来人，力图从女性的立场切入深层的、社会的历史。就此而言，她们是为女性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拓展了女性写作的视野和情感的蕴涵，为女性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标志着女性文学的新境界的出现。
比如《英雄无语》，它讲述的是大革命失败后，身为中共中央直属的“特科”成员的“我爷爷”以及他的结发妻子“我奶奶”的故事，———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周恩来、陈赓、李克农等领导下的“特科”，是中共在白区中一支强悍善战的精锐队伍，他们传奇的经历、非凡的业绩，足以泣天地而动鬼神。《英雄无语》的故事，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上的，朴素而又深情地描述了“我爷爷”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事迹；在歌颂英雄的时候，作家敏锐地体察到了英雄事业和宏伟史诗后面隐藏的血泪，捕捉到了一向被忽略的女性为历史为革命所付出的难以诉说的牺牲。尽管说，“我爷爷”这样来自白区的干部，在革命队伍中曾经长期被划入另册，曾经陷入“英雄无语”的困境，但是，在扭曲和排斥的阴霾散尽以后，他们终有重现光彩的日子，研究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专家会为他们正名，而“我奶奶”们的一生，若非作家的慧眼独具，又有谁能为她们的苦难发出呼唤呢？
与此同时，她们笔下的历史，既有别于50－60年代初期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不同于80－90年代的史诗巨片所描述的战争，而带有明确的女性写作的印记。《走出硝烟的女神》所撷取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陕北战争，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电影《转战陕北》、《大决战》中都有过出色的描绘，而且都高扬着革命乐观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激情，在姜安笔下，这却成为陈大蔓所领导和护理的一群军中女性，一群即将临产的孕妇们，展露各自的往事与现状、生活与心灵、精神创伤与严酷处境的契机，从女性和新生命的孕育者的角度，揭示了战争的严峻和残酷，也为这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承受比男性更多的痛苦和使命的巾帼英雄，谱写了独特的颂歌。
再次，当下的女性文学，在个人性或者私人化写作的方向上越走越远，这当然得益于新人辈出的激发，和文化环境的宽松。可是，这其中是否也蕴涵着某种偏颇和缺憾，“极端个人化”的偏颇和缺憾呢？“极端个人化”是与“极端政治化”相对而言。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的位置，它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思考，总是随着时代精神和社会格局的演变而调整变化的。如果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曾经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被作为政治的奴婢而失落了自我，是在一种“极端政治化”的氛围中生存，那么，近些年来，作为它的一种反拨，则出现了“极端个人化”的偏向。它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抱有虚无的态度，它拒绝社会和时代，放弃文学和作家的思考，似乎个人和文学，果真能够脱离社会生活和人群而存在，能够从现实中剥离出来。这样做，不但是放弃了文学的使命感责任感，而且会给作家的创作造成很大的局限和禁锢。这样的女性文学和个人化写作，恐怕也难以持久和深入。孤独寂寞，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也可以成就大作家，如屈原，但孤独行吟的诗人心中所挂念的，却是国家安危和民生疾苦。像“主观的诗人”（王国维语）李煜，尽写个人的凄苦孤凉，他感动于我们的，不是那些“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宾娥鱼贯列”，“垂泪对宫娥”等帝王生活的悲欢，而是他对于离愁别恨、往事追思的惆怅缱绻，是可以让众多的人感受和体验的共同美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怎样在女性的独特体验和评价中，去涵盖广阔的时代风云，去勾勒当下的现实生活，是《我在天堂等你》的积极尝试。和项小米、姜安一样，裘山山的笔底，常常是兼有柔情细腻和纵横开阔。《我在天堂等你》的女主人公白雪梅，她深情地倾诉的，是一个年轻女兵的感情历程，和一个母亲对于家庭、对于自己亲生的和抚养的子女的挚爱，是在与丈夫施占军和家中子女的那种疙疙瘩瘩的感情纠葛中所度过的并不轻松的一生。如果说，“我奶奶”和陈大蔓等人的牺牲和痛苦是锥心泣血的，白雪梅的哀怨则是被西藏高原的壮阔和艰辛所融合，又被母亲为子女们所面对的人生选择的担忧和困惑所强化的。在这儿女情、家务事中，折射出当年一群年轻女兵跟随18军从四川进军西藏的艰辛而富有传奇性的壮丽历程，交织出现实中木军、木兰、木棉等新一代人所面对的新的选择，经商，下岗，婚姻危机，心灵惶惑。在纵横交错的廓大的时空中，女性的爱和情，让我们感到那样的可敬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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